耿飚的家风故事
——部分内容节选自耿飚之孙耿巍回忆文章

    从投身革命以身许国的铁血征战，到建国履新开辟大使外交新程的斡旋担当，以及担任外交部副部长、中联部长、国防部长、国务院副总理等多次角色转换的勇挑重担，耿飚整个革命生涯留下了一串串闪光足迹。然而无论角色怎么转变，始终不变的是他革命者的初心和军人的本色。夫人赵兰香对他的评价是：“一生保持了工人阶级、革命军人朴实无华的本色和胸怀坦荡的品格”。

    “爷爷做人做事谦虚谨慎，低调内敛，从不居功自傲，这使得他更有亲和力，尤其从当时他作为红色中国派往西方国家的大使来说，对于打破成见，迅速打开局面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”耿巍以爷爷的光辉历史为荣，“大使是国家形象的代言人，爷爷做得很出色。”

    “在大是大非面前，爷爷是毫不含糊的，眼睛看得清，脚跟立得稳，敢于为真理而斗争。在工作上，他是敢于负责的，为了党和国家利益，完全置个人利益、甚至安危于度外。”大担当必有大性情，耿巍深解爷爷“耿直坚毅”这个秉性是“与党性共生的，是从炮火中磨砺来的”。

    1969年5月，耿飚飞赴地拉那，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。在任期内，渐渐地他发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与军事援助“有求必允”换来的却是他们的肆意浪费，耿飚非常难过。

    经过痛楚的反思，耿飚认识到，像这样“有求必允”的援助法，不但加重了我国的经济负担，而且对阿尔巴尼亚来说也无助于他们的发展。可是在当时国内极“左”思潮泛滥的情况下，谁敢说“欧洲社会主义明灯”的“坏话”？

    身为一个外交官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提出否定，是非常冒险的。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，耿飚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，如实地向国内反映真实情况，并耿直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。耿飚也做了最坏的打算，信如果落入江青等人的手里，那他肯定会被扣上“反对国际主义”、“反对毛泽东思想”的大帽子而被再关牛棚，甚至进监狱。但耿飚此时考虑最多的是大使的责任、共产党员的担当。

    意见很快传回国内，通过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转到周总理手里。总理非常重视，马上向毛主席做了报告，毛泽东看了耿飚的信后，大加赞赏：“耿飚敢说真话，反映真实情况，是个好大使。”有了主席的批示，江青等人没敢找耿飚的麻烦。

    后来李先念曾对耿飚说：“耿飚，你胆子真不小！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。”耿飚所提意见，最终被中央采纳，中国援外工作的一些既定策略也随之有所改变。

    耿飚的一生丰富多彩，由于工作需要，党和国家安排他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，从事截然不同的工作，但是他在每一个岗位上都能干得很出色。耿飚常说，我虽然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，但我要和千百万人民战士在一起，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国家的建设竭尽绵薄之力。“我永远是人民的战士。”